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博士后专场(二)
新闻动态 · 2021-12-09 00:00
返回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博士后专场(二)——劳动健康与环境能源专场于2021年12月5日上午8:30-12:00在陕西师范大学文渊楼1412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刘潇,...
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博士后专场(二)——劳动健康与环境能源专场于2021年12月5日上午8:30-12:00在陕西师范大学文渊楼1412教室举行。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刘潇,报告文章的题目为《Sex ratio, commitment and power distribution within the household》。这篇研究探讨户口所在省份18-28岁人口的性别比如何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情况。为缓解性别比的内生性问题,文章以少数民族占比做工具变量,文章发现性别失衡程度越高,相对于照料女方父母,照料男方父母的概率越低。通过区分结婚时性别比和当下性别比的不同影响,以及处于婚姻不同阶段的家庭,作者提出有限承诺模型以解释文章的机制。
评论人博士生杨涵墨首先肯定了文章规范的实证工作,随即指出兄弟姐妹数量、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可能会干扰文章的结论,建议在实证中加以考虑。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杨涵墨,报告文章的题目为《To Push out of death: The Impact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文章研究的是1994年扶贫政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文章发现贫困县被给予帮扶之后,当地居民的脑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通过死亡地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探讨,作者提出医疗设施的可得性和可达性是文章的核心机制。
评论人博士生刘潇指出,文章使用来源丰富的数据,对扶贫政策作出医疗健康方面的评估,在政策评估上有较大贡献。她也提出,相比于短期的疾病影响,长期的例如居民收入也值得被讨论,并且指出一个县是否被评定为贫困县存在断点操纵的可能性,比如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许多,报告文章的题目为《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online medical consul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他发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线上问诊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因此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疫情是否会带来长期的医疗问诊变化的问题。文章发现,在城市层面,疫情确诊病例数越多,当地居民在好大夫平台上的在线问诊数量也越高。这一影响在当期和中期均显著。
评论人博士生李硕指出,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居民问诊的需求方来谈,还可以从医生提供线上服务的供给侧来谈;其次,可以在文中讨论居民使用互联网医疗的动机,以把文章的机制进一步厘清。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后杨玲,报告文章的题目为《孤独终老还是积极终老? ——空巢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使用Bivariate Probit和工具变量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空巢老年人发生社会隔离、家庭隔离以及朋友隔离的可能性显著高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拥有本地户籍、男性空巢老年人更容易陷入社会隔离的处境;机制分析表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参加选举在空巢对三种隔离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新技术的采用仅对家庭隔离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家庭隔离和朋友隔离存在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评论人博士后黄家林指出,这篇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也采用了多种实证策略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丰富的异质性讨论也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政策含义。她也指出,文中使用的IV的排他性需要再加以考虑,另外也可以考虑其他数据来源以构建面板模型,克服个体效应带来的实证困难。
第五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后黄家林,报告文章的题目为《补充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证据》。文章发现获得大病保险对家庭消费有正向的影响;这一效果对期初住院率高、储蓄率高、收入高的家庭更明显。在机制部分,作者对可能的机制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发现大病保险并不直接改善健康或增加收入;也没有显著降低医疗消费;主要是通过降低风险预期,从而增加家庭的当期消费。
评论人博士后杨玲首先提出对消费和医疗消费实证结果差异的疑问,并建议文章还可以在异质性部分进一步考虑家庭人口结构带来的差异。会场的其他与会人员也就报销金额的统计问题与报告人进行讨论。
第六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生李硕,报告文章的题目为《How Do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hape The Industry Structure?》。文章发现两控区的环保规制会减少大型私营的企业进入,增加小型长期经营的在位企业的退出。为了应对规制,高污染行业的在位企业会通过跨地区、跨行业的投资布局,具体而言,增加非本地的污染行业投资和本地的非污染行业投资,以优化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评论人博士后张晗建议文章除了讨论环境政策对当地企业动态的影响,还可以讨论对地区环境的影响,以扩大文章的政策含义。
第七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后张晗,报告文章的题目为《中国碳市场的减碳效应: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文章首先指出,我国碳市场的减碳影响已经得到逐步的证实,但其微观机制讨论尚不足,文章试图就此进行补充。在区分市场性的激励机制和非市场的约束机制后,文章发现,减碳效果在中国碳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起到减排的作用,但这种减排作用并不是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只有当碳价高于一定的临界值之后,碳市场才能发挥激励机制;对于碳价格较低但仍能取得减排成效的地区,更多考虑碳市场的约束机制;碳市场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碳市场交易环节以外的前置和后置的交易环节,其中核心的约束是在于碳配额的政策设计。
评论人博士生李硕指出,目前的量价回归尚不足以区分Demand-supply分别的作用机制,以及,纯粹的行政手段也可以带来减排效果,文章可以就此进一步讨论。
撰稿人:李京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