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大碰撞”一年以后

这个夏天刚开始，一位经商的朋友老沈来电，让我推荐他和高二的孩子一本暑期读物。我非常欣赏这位没上过大学的朋友与孩子一起读书的习惯。想起小沈同学曾表达过当“大老板”的理想，我二话没说便向这位朋友推荐了《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并告诉老沈，假如孩子真能读进去，能读完，就再看一本关于乔治·索罗斯的书，因为索罗斯和巴菲特代表了投资的“阴”和“阳”。

老沈略带疑惑说道：“巴菲特我能理解，索罗斯所代表的华尔街不是已经不太行了吗？”无疑华尔街的往日牛气——连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这样的“业余选手”都能开办对冲基金的2007年已经渐行渐远。但整个世界还鼓胀着“钱”，全球经济依然在创造巨大财富。未来需要更多的巴菲特，尤其是中国的“巴菲特”，这个需要其实就在今天，国资委“名下”的资产远远超过巴菲特管理的千亿美元资产。

与此同时，未来的经济大势和资本市场将经历越来越频繁的泡沫与破灭周期、越来越“前所未有”的波动性和越来越多“前所未闻”的金融“机关”——衍生品。不仅仅是金融家们，连普通人都能从索罗斯，这位父亲曾是一战战俘的犹太后裔身上学会如何求生存。

证明这点的例证并不遥远。国内股市此刻正在经历新一轮流动性推动下的增长与幻灭的博弈。而当美国“毒性”次贷债券带给我国银行的巨额损失还记忆犹新时，来自香港号称“富豪杀手”的“上限折价累购期权”结构化金融产品，又让上千位国内投资者蒙受了数十亿人民币的损失。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其实正是世界最大的债券管理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穆罕默德·伊尔艾朗所说的“市场大碰撞”。当海外资本市场终于对国人开闸，国内积聚的巨大财富和巨大的流动性与新资本市场对接时，却碰到最基本的“水管龙头”问题——监管、信息披露、投资者教育严重滞后。市场波动、连带损失和令人扼腕的受害者变得不可避免。

这就是2008年出版的《当市场碰撞(When Market Collide)》(中译版：《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图》)的基本观点——当世界金融势力从传统的发达资本市场向新兴资本市场转移，当“国家主权基金”所代表的新兴资本势力抬头，当各类新奇的金融“机关”——衍生物层出不穷，市场将经历一次次的阵痛。

金融危机清出了经济体系中的蛀虫——麦道夫、阿兰·斯坦福、安吉罗·莫兹罗，正如巴菲特所说：“需要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光着屁股游泳。”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作为“千载难逢”的机会资源仿佛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悄悄地消耗。危机过去快一年了，全球的石油和金属市场已经抬头，股市债券市场已经稳定，亚洲新兴市场股市泡沫已经再现迹象，华尔街的人精组合——高盛公司，如克鲁格曼专栏评论所言，已经开始享受“快感——The Joy of Sachs”。

全球经济的复苏似乎就在前面拐角。但是，伊尔艾朗谈到资本市场所需要的架构改革却还基本是裹足不前。作为奥巴马政府推行金融改革的前奏，美国国家经济顾问主席劳伦斯·萨穆斯与美国财长盖特纳2009年6月15日在《华盛顿邮报》联合撰文，提出改革金融机构的新资本储备要求、赋予联邦储备更大的监控职权、加强金融衍生品和杠杆比例监管、强化信息披露制度、降低投资者对信用评估机构的依赖、杜绝通过证券化割断投机者与风险承担者的关联、更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还有最重要一点，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标准。

然而两个月后，盖特纳在与金融监管高管和国会立法领头人的高层会议上，愤然用“够了！”抨击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和立法方面对改革方案近两个月来的扯皮和对金融新地盘的争夺。这一幕将我带回到伊尔艾朗书中所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所言的“改变没有支持者”，尽管我的耳边还回响着2008年大选奥巴马那熟悉的传唱“改变，我们可以”。

在金融改革阵痛之时，世界的经济学界也在经历另一番阵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9年7月16日一篇文章指出，没有让经济学家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正在经历一番信心危机。而这番危机源自于经济学内部——经济学巨子们的激烈批评。

保罗·克鲁格曼指出，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成果“往好里说是花拳绣腿，往坏里说是好心害人”。经济学界内部人士指出，经济学家没有抓住这次危机的起源，没有预见到最糟糕的症状，而现在又无法达成共识如何走出危机。传统摆脱危机的套路——央行增加货币量加政府加大财政开支的作用在对抗这次危机中被高估。

换言之如《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家们没有弄对经济上升期，没有搞明白经济下滑期，如今又没有找对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克鲁格曼更提出要从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理论中给宏观经济学重新找魂，将经济学带回到70年前。

但这还不是经济学面临的全部麻烦。2008年金融危机的致命一击——放弃救援雷曼兄弟，来自于联储伯南克和前财长保尔森的手笔。他们高估了全球大大小小金融机构操作模型抗击百年不遇之震荡的能力。然而，绝大多数金融模型所基于的金融经济学理论此刻不得不重回草稿。这里面的核心争论问题是，到底金融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市场大碰撞”的演变又平添神来一笔。

“有效市场假设”一直是被广泛认可的“公理”——股票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公众能获取的信息，意味着，炒股长远只是徒劳，请老实做投资。由此延伸出大家经常听到的“两个金融教授面对地上的一百元钞票而产生的‘该有不该有’和‘该捡不该捡’的辩论”。从某种意义上，长线投资的巴菲特之所以是世界首富验证了“有效市场假设”。1950年代还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哈里·马克维茨更是基于这个假设，糅合统计学创出了自己后来获得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

然而，前华尔街金融家，现在的独立学者纳西姆·塔勒布在2007年指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只是一套“虚假理论”。他认为马克维茨引用的统计学没有考虑到非理性的人群行为，并不遵从纯自然的随机概率分布，没有考虑到“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频率远高于所想的微小随机概率，当然也就更具毁灭性。这位曾因攻击经济学至尊而被指“初级水平”的《黑天鹅》作者，在2008年实至名归。

假如投资者的非理性对市场的影响比原来预想的更大，金融经济学又该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机理呢？新兴的金融理论分支——行为金融学给出一系列的描绘，从格林斯潘经典的“非理性繁荣”，到罗伯特·席勒的“动物精神”，到伊尔艾朗提到的“理性的傻瓜”以及目前颇受推崇的、由华人金融理论泰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闻全提出“既非全理性也非全心理主控”的投资者和为改进“有效市场假设”而提出的“适应性市场假设”。

不难感受，伴随着人们对市场基本机理的重新审视，“市场大碰撞”才刚刚开始。但可以确定，金融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否则，靠投机赢利的索罗斯就不应该存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索罗斯回到了熟悉的丛林地带。2009年初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里透露，他在危机中赚得不错。而最近，当索罗斯作为慈善家需要向纽约青少年捐款时，他使出了最拿手的把戏，杠杆——用自己的3500万美元撬动了纽约州政府的钱，进而美国联邦政府的钱，最后一共捐出了一亿七千万美元，翻了五倍！

放眼未来，我们的金融人生还将有多少扣动心弦的篇章值得期待？如美国摇滚歌手及诗人鲍勃·迪伦唱道：“答案就在风中吹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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