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记忆里的改革三十年

如何确定财经书一直争议颇大，大家发现很难界定怎样的一本书是财经书。依我看，主要矛盾在于专业财经书与大众财经书、财经教科书与畅销书一直以来交杂错乱，从而各有说辞。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所著《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介乎两者之间，知名经济学家就经济理论做出了通俗阐述，就经济社会如何推演进行了独特的解释。介乎大众财经书与专业财经书两者之间，兼具二者的优势，是本期高端阅读推荐《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的一大理由。如果因为阅读该书，80后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所关心，对中国经济学人有脉络性了解，此类重要的经济学启发作用，则是推荐该书的第二大理由。

你我或许会说张军教授并没有畅销书作者的潜质。吴晓波所著《激荡三十年》上下册将要售出近百万册的时候，张军才写完他的“三十年改革记述”，而这样的图书构想其实早在2006年就已萌发。

什么时候写？写什么？怎样的手法，或许又进行了长时间学院式的论证，最终《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才于2009年底出版面市。

还好，张军占据了专业的优势。因为《激荡三十年》的畅销，吴晓波才张灯挂彩，有了“北京大学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特聘民企研究专家”之类的头衔。而张军教授，出书论道之际，已是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他已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

相信，经济学界内外的人，是因为作者知名的角色而翻看这本书。所以有必要在这篇文章中呈列他的观点。

一个国内颇为知名的经济学家，在深圳作为经济发展试点的那个年代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他曾自诩说：“我的记忆是惊人的”。这样一个人物，他认为的重大改革是哪几项呢？他又能公布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张军首先讲述了对本土经济学家成长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两大会议。

1、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

“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今成名的经济学家圈内，还在以“是否上山”为荣耀标尺（1984年9月召开的“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上，太想改变世界的这群青年学子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华生、张少杰等，最为活跃之一，是以普通话说不太标准亮相的张维迎。

最后，还演变了十年来“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巨大争议。上演了知名经济学家“狗咬狗”之间的热闹场面。张军在书中阐述，其实20世纪80年代末，价格改革失败，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经济混乱，使得“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在中国国内名声狼藉。不过90年代之后，国际经济学界，价格双轨制被公认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具创意的战略，更是成为来自中国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由此，才有热闹非凡的发明权之争。

2、巴山轮会议论宏观经济管理。

张军认为，“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巴山轮会议”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两次会议都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按照吴敬琏的判断，“巴山轮会议”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

当然，在张军回顾三十年改革的思考中，“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都应该独立成章。即便轻松笔调间，作者在政治历史话题上收不住笔根，不可否认的是，《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的着力点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发展共生共进的话题之上。

在各大章节的论述中，值得初学经济学之人借鉴的观点尤多。张军认为，在经济学家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验当中，“增量改革”和“试验改革”成为最没有异议的两个概念。

“三十年来在对深圳的批评和质疑中大多数针对的是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忘却的是它在体制试验上的贡献”。

“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一开始就烙上了分权的印记。每一次集权努力都是短暂的、不成功的，而且都是以过渡到更大程度的分权而收场的”。

“不用说，中国经济这三十多年的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但是说哪些方面的变化更大，金融或许要排在第一位”。

最后，得以总结的是，这是“一场错了再试的改革”。

不过，对许多生命而言，对许多人的命运而言，错了却永远不能再来。如此想之，专家纯理念的探讨也异常残酷。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厘清了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对三十年来改革进程中的思考，穿插各大改革举措前后背景的分析，何以成历史必然趋势的推理，当然着重点还在于经济学理念的演进，与中国实践经验中互动发展。其间的人物关系，本土经济学派别渐有形体等，都能读到较为详尽的脉络。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财经书。

如果因为阅读这本书，80后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所关心，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学人这一群体，该书的启发意义将凸显。了解中国经济学家这一群体的发展，为庆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三十周年而策划的《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经济改革卷》值得参照阅读，那才称得上兴味盎然。

叙述改革开放重要关头，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学家在期间的推动作用之余，作者也不忘夹带售卖他的研究成果及他在期间的角色。如果不是图书编辑建议，让他增加这些轻松可读又不影响主题的文字，那一定意味着学院派专业人士已经意识到：再好的观点、实用且必须了解的真相，都必须辅加一些轻松的佐料，才能传播到更大人群。

就图书出版而言，不管是两者中的哪个发挥了作用，都是值得庆贺的事。

精彩片段重现：

◎ 邓小平复出后去了宝安，当地的领导向他汇报了宝安非常恶性的偷渡事件，希望加强当地的兵力以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当时邓小平沉思了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是军队可以管得了的事情。

◎李先念是举重若轻的人，他拿出广东的地图，在上面看到一个半岛，就对袁庚说：整个半岛给你好吧。那片地相当于现在的深圳那么大，300多平方千米。袁庚没有思想准备，不敢要，后来就只要了2.14平方千米，用来做他的蛇口工业区，它是早于深圳而设立的一个特区。

◎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的办法，这件事情的责任就落在了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身上。他发愁这个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也可以叫“自由贸易区”，但“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为此向邓先平汇报，邓小平说，那就叫特区吧，陕甘宁边区也叫“特区”。

◎“省特区办”否定，理由是深圳搞327.5平方千米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张勋甫等人就回复说：深圳特区比延安时期“陕甘宁”小得多，应该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推广到全国。这件事一直等到请示了北京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当时的主人是江泽民），才最终获批。

◎巧合的是，厉以宁与吴敬琏都是江苏南京人，且同生于1930年。在中国经济学界，他们两个总是作为相反言论的代表出现在媒体上。比如，两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证券市场和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等理论问题一直有着几乎争锋相对的观点。